试论岳石文化北向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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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区是苏秉琦六大区系类型中的一个区系，这一区系文化自成体系。在经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海岱区继之而起的岳石文化进入了青铜时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区是苏秉琦六大区系类型中的一个区系，这一区系文化自成体系。在经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海岱区继之而起的岳石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从考古资料来看，岳石文化的分布仍以山东地区为中心，但临近的苏皖北部、豫东地区仍属岳石文化的分布区。除此之外，岳石文化在山东以北地区的发展态势，如天津、冀东以及辽东半岛南端是否存在岳石文化，学界仍存在不同认识。 从考古资料来看，岳石文化在山东以北地区的渤海东西两侧持续扩展，陆路沿渤海西岸到达冀东、天津乃至渤海西北岸的唐山一带，海路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本文拟就岳石文化北向发展的态势这一问题进行简略探讨，不当之处，尚望指正。 一、岳石文化北向冀东的发展 山东黄河以北、冀东沧州一带向北直至天津的渤海西岸地区，由于近5000年来黄河入海口的南北摆动和洪水频发，造成这一广阔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不太明朗。但即使如此，在这一区域内仍有岳石文化遗址的发现。 图一 渤海西岸海岸变迁示意图[3] 从贝壳堤的发现来看，距今5000年左右，渤海海岸线在天津西—静海西——沧州东—东折至海兴—无棣东—沾化东—利津东一线，在岳石文化时期近渤海大陆持续发育形成，至岳石文化结束后的公元前1000年前后，渤海海岸线向东在天津南延至沧州、黄骅一线摆动较大，在黄骅以南区域摆动甚小[1](图一)。所以在天津—黄骅—海兴—无棣东—滨城东—滨州一线以东地区，几无岳石文化的发现。 在黄河以北的山东地区，据介绍，有岳石文化遗址的存在，如惠民大郭遗址、阳信三崔遗址、滨城卧佛台遗址等。这几处遗址均为调查所得，如阳信三崔遗址的陶甗袋足，实足尖呈乳头状；惠民大郭遗址采集有方孔石铲、浅盘粗柄豆，以及滨城卧佛台遗址采集的陶器标本等，均是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2]。 在天津和冀东一带，也仅有河北容城白龙遗址和唐山大城山遗址的文化性质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图二 白龙遗址岳石文化部分遗物1. H2∶13盂 2. H2∶14盂 3. H4∶7盆 4. H1∶4罐 5. T1②∶4罐 6. H1∶3豆 7. H2∶12豆 白龙遗址发掘于1986年，遗址近容城县城[4]。白龙遗址发掘资料并不丰富，出土遗物主要集中于第二层和4座灰坑内，但堆积简单，内涵清晰。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少，黑色和褐色陶较多，灰陶不发达。磨光和素面陶所占比例很大，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有鬲、甗、罐、盆、豆、瓮、尊等。考之该遗址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群。A群，泥质陶多于夹砂陶，黑陶和褐陶多见，少量灰陶和红陶。纹饰以细绳纹为主，有的器物绳纹被磨平，少量素面。器类有鬲、甗、罐、盆和豆等；B群，泥质陶为主，少量夹砂陶，陶色以褐陶和黑皮陶多见，纹饰多见素面，次为绳纹，器类有盂(即报告中所谓的鼓腹素面盆)、盆、罐、豆等；C群，仅见甗和尊，其中的甗素面作风同于B群。 这样就把白龙遗址的遗物可分为性质不同的三类因素：第一类即A群，是该遗址文化的主体，占该遗址文化的半数以上。器类以鬲、甗、罐、盆和豆等为主，纹饰以细绳纹占绝大多数，正如发掘者所言，和临近的易县下岳各庄[5]、容城午方[6]等同时期文化相近，器物形制和器物组合则和河北磁县界段营、邯郸涧沟等基本一致，故其文化面貌与分布于漳河流域的先商文化是相近的，关系是密切的[7]。换句话说，白龙遗址的主体文化是先商文化。第二类即B群，是该遗址的次要文化，但仍占约三分之一。陶色以褐陶和黑皮陶多见，纹饰多见素面，次为绳纹，器类有盂、盆、罐、豆等(图二)，发掘者认为这类文化因素与山东岳石文化相似，笔者认同这一认识。从陶器的陶色、纹饰、器类和器形看，第二类即B群的文化性质属该时期山东岳石文化。第三类即C群，数量甚少，从尊和甗的形制来看，和该时期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同类器一致。 综上，白龙遗址是以先商文化为主体，包含有大量岳石文化和少量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一处遗存。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一般而言，一个遗址可以包含同时期的多种文化因素，如偃师二里头就是一处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包含少量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因素等在内的遗址。杞县鹿台岗是一处包含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在内的遗址，这两类文化虽然比邻而居，但各有分布范围，而且这两类文化中都有较多的对方文化因素[8]。还有就是郑州南关外遗址的南关外下层，这是一处以先商文化为主体、糅合大量岳石文化因素在内的遗存[9]，除去相同或相近的器形外，该文化中高达80%的褐陶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岳石文化的因素，南关外下层文化陶器中的大敞口、束腰作风同岳石文化的陶器作风也极为一致。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夏末商夷联盟共同灭夏的反映，是岳石文化突然大量融合并涌入先商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混合态，但其核心文化仍是先商文化。从白龙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均不同于以上几种情况。白龙遗址的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既非比邻而居，也非相互融合，出土遗物主要来源于3个灰坑内，出土的遗物以先商文化为主、但包含了大量的岳石文化。对此合理的解释是：这原是一处岳石文化遗址，在岳石文化夷人放弃该遗址后，后至的先商文化族群到达该地并生活居住于此，才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堆积。果如此，白龙遗址首先是一处岳石文化遗址，从器物特征看，其年代约在岳石文化二、三期之间，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之际[10]。则白龙遗址是岳石文化沿渤海西海岸北进的一个有力注脚。 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于1955年，但关于其性质，长期以来则争执不下。大城山遗址位于高75余米的东峰，分别在山顶及山坡最下层的梯田开了10个探方，山坡的倾斜度约为20度[11]。由于遗址本身存在着堆积的扰动和再次堆积的争议，所以对于该遗址的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 关于大城山堆积的扰动问题，康捷认为应该存在再次堆积，但白灰面、土沟、人工铺石、墓葬和灰坑等，说明这里的堆积一般是未经扰动过的[12]。这一认识得到了学界的肯定[13]。但关于大城山遗存的文化性质，却仍有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大城山遗址第一类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第二类属分布于唐山一带的青铜时代文化；第三类为汉代遗物[14]。有学者认为大城山遗址的龙山文化是沿海地区龙山文化中地方性较浓厚的一支；除龙山文化之外的遗物分别接近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和商周及战国—汉代的遗物[15]。还有学者将大城山一部分遗物划归大陀头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海河北系区遗存，一部分属龙山文化或张家园上层文化[16]。张锟将大城山遗址的遗物分为两类：第一类遗存与哑叭庄遗址一期遗存相似，应属海岱龙山文化系统；第二类遗存是以海岱岳石文化为主(图三)、包含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先商文化在内的文化，其时代与先商文化晚期接近，不晚于前1600年[17]。笔者认为张锟关于大城山的堆积及其文化性质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仅个别的器物需要微调。如T8②∶256夹砂中口罐和T8②∶318甗的甑部应为第二类遗存，其中的T8②∶256夹砂中口罐为岳石文化遗物，T8②∶318甗为先商文化遗物；T8②∶252侈唇深腹黑陶罐则应为第一类遗存龙山文化遗物。 二、岳石文化北向辽东半岛的发展 辽东半岛的岳石文化遗址主要有大连甘井子区双砣子[18]、旅顺小黑石砣子[19]、大连大嘴子[20]、大连大砣子[21]等。 双砣子二期文化，陶器主要为黑陶和黑灰陶，泥质陶占多数，也有部分羼和细砂，陶胎多为红褐色或灰色，有少量的细砂黑褐陶。器表以磨光为主，陶器的颈部起棱和器壁下部折成棱角极为常见。器形有甗、鼎、罐、盂、盆、豆和较多的器盖等。其中的甗腰都附加一圈堆纹，甗的袋足部分比较长大；鼎足以舌形最为常见；罐以直口、鼓腹、圜底的子母口最为多见，颈部有一周凸棱；盂敞口，唇稍内折，深腹，近底部急收成平底而在下腹部形成折棱；器盖较多，多为岳石文化常见的蘑菇钮子母口器盖。 小黑石砣子B类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为主，还有泥质黄褐陶和少量夹砂黑褐陶。陶器素面占绝大多数，纹饰主要有弦纹，陶器流行子母口和凸棱作风。器形主要有尊、盂、罐、豆、碗和器盖等。如尊大口外侈，腹斜直下收，近底部外折呈凸棱，平底，下有三弧形矮足，器身饰凹弦纹四周；盂均子母口，平底，1件腹斜收至近底部外折，下有三弧形矮足，器身饰凹弦纹两周，1件腹上部内收，下部外折，器身饰细凹弦纹三周；豆的盘部为子母口，圆唇，近口部有凸棱弦纹一周，深盘，高圈足粗柄，柄下部饰凸弦纹一周；器盖为蘑菇钮子母口器盖。 图三 大城山遗址岳石文化部分遗物 1. T8②∶256罐 2. T8②∶253罐 3. T10①∶341罐 4. T10①∶342罐 5. T9②∶269盂 6. T9②∶321盂 7. T9②∶288甗 8. T9②∶320器盖 大连大嘴子中期陶器以加粗砂褐陶为主，黑褐陶次之，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黑皮磨光陶。陶器多素面，纹饰见有凸棱纹、弦纹、刻齿纹、点线纹、附加堆纹和小泥饼等。器类有罐、壶、器盖和碗等。T2④∶5罐，泥质灰褐陶，高颈，厚叠唇，折颈处有一周凸棱，肩饰凹弦纹加小泥饼；甗仅存甗腰，T2④∶15，加粗砂灰褐陶，甗腰贴附加堆纹一道，其上饰刻齿纹；器盖也为蘑菇钮子母口器盖。 大连大砣子第一期文化陶器以泥质磨光黑皮陶和灰陶占多数，还有部分夹砂黑皮陶和黑褐陶。泥质陶器表较纯，偶有因火候关系烧成的黄褐色。陶器器表多磨光，多素面，纹饰较少，还有少量刻划纹、附加堆纹和乳钉，陶器起棱和器壁下部折棱为重要特点。器形有罐、壶、碗、盂、器盖、豆、杯、尊形器、甗、网坠等。陶甗多为夹砂褐陶，也有夹砂灰陶，陶胎羼有较粗大的砂粒，甗腰和裆饰附加堆纹；罐多直口或微侈口，颈饰凸棱或凹弦纹，多间饰泥饼，如T11③∶60罐，夹砂黑皮陶，直口，领部有凸棱，鼓腹，腹饰凹弦纹；盂敞口，深腹，下腹折收，器身饰数周凹弦纹；器盖为蘑菇纽，子母口多见，也见有覆钵形；豆一类为斜弧壁，粗柄，盘内起棱，另一类直口，折盘出棱；杯以底部向外折出者多见；尊形器口多残，1件口部可见为子口，下腹出棱，底部外折，平底或下有三个弧形矮足；壶多见叠唇和凸棱，多饰有凹弦纹；发现有彩绘陶片，罐口绘红彩(图四)。 岳石文化[22]的陶器主要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多慢轮制作，陶胎厚重，多为夹粗砂，有羼小石子、云母等现象。陶色多为不纯正的褐色，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灰陶。泥质陶则多采用快轮制作，质地细腻，造型规整。泥质陶的陶色则较为纯正，器表多为黑色和灰色，胎则多呈褐色。岳石文化的器表以素面和磨光居多。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凸棱、泥饼、镂孔和彩绘等。附加堆纹常见于甗腰、罐颈和瓮、缸腹部，再在堆纹之上刻、压、捺、刺出各种几何形纹样；凸棱纹有粗、细之别，多饰于泥质陶上。彩绘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岳石文化的一大特色，颜色以朱彩最多。陶器的器形有鼎、甗、斝、罐、瓮、盆、舟形器、盒、尊、豆、盂、钵、碗、杯和器盖等。以浅盘豆、蘑菇钮器盖、中口罐、甗、尊、三足罐、锥状足鼎、盒、曲腹盆、碗形豆等构成岳石文化陶器的基本组合。陶器中叠唇的数量较多；流行卷领作风，领沿一般较宽；子母口十分普遍；器物的转角比较圆钝，相当数量器物的底部周缘外凸。 辽东半岛双砣子二期文化、小黑石砣子B类陶器、大嘴子中期陶器、大砣子第一期文化，从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器类、器形和器物组合上与岳石文化基本一致，故可认定辽东半岛上述四遗址当属岳石文化系统。从出土物的特征看，双砣子二期文化、小黑石砣子B类陶器、大嘴子中期陶器、大砣子第一期文化的时代与岳石文化第一、二期相当[23]，大体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一致。 三、岳石文化北向发展的背景探析 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大海，南达江淮，西至鲁西南和豫东，北至冀东和辽东半岛南端。关于其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中商早期[24]。 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支青铜时代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晋南和河南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黄河以北的豫北和冀中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先商文化分布区；燕山南北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这就反映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基本态势。 图四 辽东半岛岳石文化遗址部分遗物1. 双砣子H5∶5鼎 2. 双砣子T11③∶61甗 3. 大砣子H2∶2器盖 4. 小黑石砣子采∶64器盖 5. 大砣子T11③∶60罐 6. 大嘴子96T2④∶5罐 7. 双砣子T2∶72罐 8. 大砣子T11③∶62尊 9小黑石砣子采∶62尊 10. 大砣子G3③∶14豆 11. 小黑石砣子采∶63豆 12. 小黑石砣子采∶71盂 13. 大砣子H2∶3盂 14. 小黑石砣子采∶61盂 在这几支考古学文化当中，二里头文化是当时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总起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开封杞县境[25]内与商、夷文化相接，北面沿黄河一线到达武陟、沁阳一线的沁水沿岸[26]与先商文化隔河而望，再西则大致沿晋中南的襄汾[27]—长治[28]一线与晋中的光社文化[29]相接；西接华山[30]；南至豫西南的南阳盆地[31]，东南至豫东南的驻马店、周口一带[32]。在豫东地区，杞县境内的二里头文化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止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也就是说，从岳石文化开始，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交汇于杞县一带直至夏亡。从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文化包括青铜器、玉器、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等内涵，以及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深远影响，均可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强势。文献记载也可证二里头文化的强势。《后汉书·东夷列传》：“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古本《竹书纪年》即有少康以后夏、夷关系的不少记录，夏王对东方夷族或“征”、或“命”，而东方夷族对夏则或“来宾”、“来御”、或“入舞”。汉刘向《说苑·权谋》说桀有九夷之师，此九夷之师当是东方夷族对夏王朝臣服及东夷诸族对夏王朝具有勤王的兵役义务的反映。果如此，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是强势的，而岳石文化则相对弱势。故岳石文化没有实力在西部向二里头文化分布区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靠大海的岳石文化只能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 在岳石文化北向扩展的过程中，仍旧沿龙山文化时期的扩展路线。在渤海西岸，岳石文化沿海岸线从鲁西北向冀东方向进发，在岳石文化二、三期之际，到达容城一带，白龙遗址即是其反映。接着，岳石文化继续北上，在岳石文化第三期到达唐山一带，大城山遗址是其反映。白龙遗址岳石文化陶器泥质陶多于夹砂陶，陶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绳纹陶，器类以甗、盆、罐、浅盘豆多见等特征，正与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一致[33]。大城山遗址岳石文化陶器泥质陶也多于夹砂陶，纹饰以素面磨光为主，还见有绳纹、弦纹、堆纹、泥饼及凸棱等，器类包括子母口罐、绳纹盆、素面罐、盂、甗和器盖等，这些特征和器类也合于王推官类型，而与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则完全不同。故大城山遗址当是岳石文化沿渤海西岸北进形成，而非由鲁北和胶东半岛直接渡海进入冀东地区形成的[34]。 岳石文化之所以沿渤海西岸北向冀东，而没有深入冀中南腹地，根本原因在于豫北和冀中南这一区域主要是先商文化分布区。先商文化从上甲微之时开始大力向外扩展，大致相当于岳石文化一、二期之际，与岳石文化在豫东北的濮阳一带相遇[35]。这是两支均处于扩张中的族群，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两个族群终夏一代并未发生冲突，而是各自发展，相互交好。在这种情况下，岳石文化避开豫北、冀中南的先商文化，而沿渤海西岸北上，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遇于津、唐一带。由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同时期较为发达的一支青铜文化，所以岳石文化也无力再向北扩展，而止于唐山一带。 与此同时，岳石文化在胶东半岛则沿渤海海峡渡海北上，到达辽东半岛南端。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早在白石村期文化对应的小珠山一期文化即已发生，小珠山二期文化之时，来自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在辽东半岛日趋增强，在小珠山三期文化之时，终于使辽东半岛南端成为海岱龙山文化一个新的分布区[36]。岳石文化时期，仅是延续了龙山文化时期对辽东半岛南段的扩展政策，但岳石文化对辽东半岛的扩展，比起龙山文化时期则要弱得多，主要表现在岳石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较龙山文化时期要收缩很多，仅集中于现今的大连市区一带。说明此一时期东夷人的实力有所弱化。辽东半岛南端的岳石文化从陶器特征看无疑当与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37]相近。 即便如此，岳石文化的北向扩展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不说所到之处，就是邻近的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均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存在。但岳石文化这种北向扩展的态势在二里头文化晚期便收缩了。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收缩始于仲丁征蓝夷的中商时期，但这种认识笔者认为有可商之处。据《国语·晋语一》史苏语：“昔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楚辞·天文》也载：“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汤何殛焉？”王逸注：“桀伐蒙山得妹喜。”《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昭公十一年还言“桀克有缗，以亡其国”，记载的当是夏末夏桀东征岳石文化东夷诸族之事。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夏桀东征东夷取得了胜利，但也因东征东夷而导致最终亡国。这是因为夏桀东征东夷损耗了国力，同时极大伤害了东夷诸族的感情，使得以商汤为领袖的先商部族与岳石文化的东夷诸族结成联盟，西向伐夏，一举伐灭夏桀，夏亡商立。以此度之，岳石文化的收缩当与夏末夏桀东征岳石文化的东夷诸族这一事件有极大关系。上述辽东半岛南端岳石文化存在时间在岳石文化一、二期之间，对应于二里头夏文化的二、三期；冀东容城、大城山岳石文化遗址，特别是时代略晚的大城山岳石文化遗址最晚与二里头夏文化晚期对应，说明岳石文化的收缩在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当与夏末夏桀东征东夷事件有关，而与中商时期的仲丁东征东夷事件无涉。 [1] 薛春汀.7000年来渤海西岸、南岸海岸线变迁[J].地理科学，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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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33].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区是苏秉琦六大区系类型中的一个区系，这一区系文化自成体系。在经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海岱区继之而起的岳石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从考古资料来看，岳石文化的分布仍以山东地区为中心，但临近的苏皖北部、豫东地区仍属岳石文化的分布区。除此之外，岳石文化在山东以北地区的发展态势，如天津、冀东以及辽东半岛南端是否存在岳石文化，学界仍存在不同认识。从考古资料来看，岳石文化在山东以北地区的渤海东西两侧持续扩展，陆路沿渤海西岸到达冀东、天津乃至渤海西北岸的唐山一带，海路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本文拟就岳石文化北向发展的态势这一问题进行简略探讨，不当之处，尚望指正。一、岳石文化北向冀东的发展山东黄河以北、冀东沧州一带向北直至天津的渤海西岸地区，由于近5000年来黄河入海口的南北摆动和洪水频发，造成这一广阔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不太明朗。但即使如此，在这一区域内仍有岳石文化遗址的发现。图一 渤海西岸海岸变迁示意图[3]从贝壳堤的发现来看，距今5000年左右，渤海海岸线在天津西—静海西——沧州东—东折至海兴—无棣东—沾化东—利津东一线，在岳石文化时期近渤海大陆持续发育形成，至岳石文化结束后的公元前1000年前后，渤海海岸线向东在天津南延至沧州、黄骅一线摆动较大，在黄骅以南区域摆动甚小[1](图一)。所以在天津—黄骅—海兴—无棣东—滨城东—滨州一线以东地区，几无岳石文化的发现。在黄河以北的山东地区，据介绍，有岳石文化遗址的存在，如惠民大郭遗址、阳信三崔遗址、滨城卧佛台遗址等。这几处遗址均为调查所得，如阳信三崔遗址的陶甗袋足，实足尖呈乳头状；惠民大郭遗址采集有方孔石铲、浅盘粗柄豆，以及滨城卧佛台遗址采集的陶器标本等，均是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2]。在天津和冀东一带，也仅有河北容城白龙遗址和唐山大城山遗址的文化性质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图二 白龙遗址岳石文化部分遗物1. H2∶13盂 2. H2∶14盂 3. H4∶7盆 4. H1∶4罐 5. T1②∶4罐 6. H1∶3豆 7. H2∶12豆白龙遗址发掘于1986年，遗址近容城县城[4]。白龙遗址发掘资料并不丰富，出土遗物主要集中于第二层和4座灰坑内，但堆积简单，内涵清晰。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少，黑色和褐色陶较多，灰陶不发达。磨光和素面陶所占比例很大，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有鬲、甗、罐、盆、豆、瓮、尊等。考之该遗址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群。A群，泥质陶多于夹砂陶，黑陶和褐陶多见，少量灰陶和红陶。纹饰以细绳纹为主，有的器物绳纹被磨平，少量素面。器类有鬲、甗、罐、盆和豆等；B群，泥质陶为主，少量夹砂陶，陶色以褐陶和黑皮陶多见，纹饰多见素面，次为绳纹，器类有盂(即报告中所谓的鼓腹素面盆)、盆、罐、豆等；C群，仅见甗和尊，其中的甗素面作风同于B群。这样就把白龙遗址的遗物可分为性质不同的三类因素：第一类即A群，是该遗址文化的主体，占该遗址文化的半数以上。器类以鬲、甗、罐、盆和豆等为主，纹饰以细绳纹占绝大多数，正如发掘者所言，和临近的易县下岳各庄[5]、容城午方[6]等同时期文化相近，器物形制和器物组合则和河北磁县界段营、邯郸涧沟等基本一致，故其文化面貌与分布于漳河流域的先商文化是相近的，关系是密切的[7]。换句话说，白龙遗址的主体文化是先商文化。第二类即B群，是该遗址的次要文化，但仍占约三分之一。陶色以褐陶和黑皮陶多见，纹饰多见素面，次为绳纹，器类有盂、盆、罐、豆等(图二)，发掘者认为这类文化因素与山东岳石文化相似，笔者认同这一认识。从陶器的陶色、纹饰、器类和器形看，第二类即B群的文化性质属该时期山东岳石文化。第三类即C群，数量甚少，从尊和甗的形制来看，和该时期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同类器一致。综上，白龙遗址是以先商文化为主体，包含有大量岳石文化和少量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一处遗存。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一般而言，一个遗址可以包含同时期的多种文化因素，如偃师二里头就是一处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包含少量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因素等在内的遗址。杞县鹿台岗是一处包含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在内的遗址，这两类文化虽然比邻而居，但各有分布范围，而且这两类文化中都有较多的对方文化因素[8]。还有就是郑州南关外遗址的南关外下层，这是一处以先商文化为主体、糅合大量岳石文化因素在内的遗存[9]，除去相同或相近的器形外，该文化中高达80%的褐陶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岳石文化的因素，南关外下层文化陶器中的大敞口、束腰作风同岳石文化的陶器作风也极为一致。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夏末商夷联盟共同灭夏的反映，是岳石文化突然大量融合并涌入先商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混合态，但其核心文化仍是先商文化。从白龙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均不同于以上几种情况。白龙遗址的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既非比邻而居，也非相互融合，出土遗物主要来源于3个灰坑内，出土的遗物以先商文化为主、但包含了大量的岳石文化。对此合理的解释是：这原是一处岳石文化遗址，在岳石文化夷人放弃该遗址后，后至的先商文化族群到达该地并生活居住于此，才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堆积。果如此，白龙遗址首先是一处岳石文化遗址，从器物特征看，其年代约在岳石文化二、三期之间，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之际[10]。则白龙遗址是岳石文化沿渤海西海岸北进的一个有力注脚。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于1955年，但关于其性质，长期以来则争执不下。大城山遗址位于高75余米的东峰，分别在山顶及山坡最下层的梯田开了10个探方，山坡的倾斜度约为20度[11]。由于遗址本身存在着堆积的扰动和再次堆积的争议，所以对于该遗址的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关于大城山堆积的扰动问题，康捷认为应该存在再次堆积，但白灰面、土沟、人工铺石、墓葬和灰坑等，说明这里的堆积一般是未经扰动过的[12]。这一认识得到了学界的肯定[13]。但关于大城山遗存的文化性质，却仍有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大城山遗址第一类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第二类属分布于唐山一带的青铜时代文化；第三类为汉代遗物[14]。有学者认为大城山遗址的龙山文化是沿海地区龙山文化中地方性较浓厚的一支；除龙山文化之外的遗物分别接近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和商周及战国—汉代的遗物[15]。还有学者将大城山一部分遗物划归大陀头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海河北系区遗存，一部分属龙山文化或张家园上层文化[16]。张锟将大城山遗址的遗物分为两类：第一类遗存与哑叭庄遗址一期遗存相似，应属海岱龙山文化系统；第二类遗存是以海岱岳石文化为主(图三)、包含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先商文化在内的文化，其时代与先商文化晚期接近，不晚于前1600年[17]。笔者认为张锟关于大城山的堆积及其文化性质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仅个别的器物需要微调。如T8②∶256夹砂中口罐和T8②∶318甗的甑部应为第二类遗存，其中的T8②∶256夹砂中口罐为岳石文化遗物，T8②∶318甗为先商文化遗物；T8②∶252侈唇深腹黑陶罐则应为第一类遗存龙山文化遗物。二、岳石文化北向辽东半岛的发展辽东半岛的岳石文化遗址主要有大连甘井子区双砣子[18]、旅顺小黑石砣子[19]、大连大嘴子[20]、大连大砣子[21]等。双砣子二期文化，陶器主要为黑陶和黑灰陶，泥质陶占多数，也有部分羼和细砂，陶胎多为红褐色或灰色，有少量的细砂黑褐陶。器表以磨光为主，陶器的颈部起棱和器壁下部折成棱角极为常见。器形有甗、鼎、罐、盂、盆、豆和较多的器盖等。其中的甗腰都附加一圈堆纹，甗的袋足部分比较长大；鼎足以舌形最为常见；罐以直口、鼓腹、圜底的子母口最为多见，颈部有一周凸棱；盂敞口，唇稍内折，深腹，近底部急收成平底而在下腹部形成折棱；器盖较多，多为岳石文化常见的蘑菇钮子母口器盖。小黑石砣子B类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为主，还有泥质黄褐陶和少量夹砂黑褐陶。陶器素面占绝大多数，纹饰主要有弦纹，陶器流行子母口和凸棱作风。器形主要有尊、盂、罐、豆、碗和器盖等。如尊大口外侈，腹斜直下收，近底部外折呈凸棱，平底，下有三弧形矮足，器身饰凹弦纹四周；盂均子母口，平底，1件腹斜收至近底部外折，下有三弧形矮足，器身饰凹弦纹两周，1件腹上部内收，下部外折，器身饰细凹弦纹三周；豆的盘部为子母口，圆唇，近口部有凸棱弦纹一周，深盘，高圈足粗柄，柄下部饰凸弦纹一周；器盖为蘑菇钮子母口器盖。图三 大城山遗址岳石文化部分遗物1. T8②∶256罐 2. T8②∶253罐 3. T10①∶341罐 4. T10①∶342罐 5. T9②∶269盂 6. T9②∶321盂 7. T9②∶288甗 8. T9②∶320器盖大连大嘴子中期陶器以加粗砂褐陶为主，黑褐陶次之，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黑皮磨光陶。陶器多素面，纹饰见有凸棱纹、弦纹、刻齿纹、点线纹、附加堆纹和小泥饼等。器类有罐、壶、器盖和碗等。T2④∶5罐，泥质灰褐陶，高颈，厚叠唇，折颈处有一周凸棱，肩饰凹弦纹加小泥饼；甗仅存甗腰，T2④∶15，加粗砂灰褐陶，甗腰贴附加堆纹一道，其上饰刻齿纹；器盖也为蘑菇钮子母口器盖。大连大砣子第一期文化陶器以泥质磨光黑皮陶和灰陶占多数，还有部分夹砂黑皮陶和黑褐陶。泥质陶器表较纯，偶有因火候关系烧成的黄褐色。陶器器表多磨光，多素面，纹饰较少，还有少量刻划纹、附加堆纹和乳钉，陶器起棱和器壁下部折棱为重要特点。器形有罐、壶、碗、盂、器盖、豆、杯、尊形器、甗、网坠等。陶甗多为夹砂褐陶，也有夹砂灰陶，陶胎羼有较粗大的砂粒，甗腰和裆饰附加堆纹；罐多直口或微侈口，颈饰凸棱或凹弦纹，多间饰泥饼，如T11③∶60罐，夹砂黑皮陶，直口，领部有凸棱，鼓腹，腹饰凹弦纹；盂敞口，深腹，下腹折收，器身饰数周凹弦纹；器盖为蘑菇纽，子母口多见，也见有覆钵形；豆一类为斜弧壁，粗柄，盘内起棱，另一类直口，折盘出棱；杯以底部向外折出者多见；尊形器口多残，1件口部可见为子口，下腹出棱，底部外折，平底或下有三个弧形矮足；壶多见叠唇和凸棱，多饰有凹弦纹；发现有彩绘陶片，罐口绘红彩(图四)。岳石文化[22]的陶器主要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多慢轮制作，陶胎厚重，多为夹粗砂，有羼小石子、云母等现象。陶色多为不纯正的褐色，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灰陶。泥质陶则多采用快轮制作，质地细腻，造型规整。泥质陶的陶色则较为纯正，器表多为黑色和灰色，胎则多呈褐色。岳石文化的器表以素面和磨光居多。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凸棱、泥饼、镂孔和彩绘等。附加堆纹常见于甗腰、罐颈和瓮、缸腹部，再在堆纹之上刻、压、捺、刺出各种几何形纹样；凸棱纹有粗、细之别，多饰于泥质陶上。彩绘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岳石文化的一大特色，颜色以朱彩最多。陶器的器形有鼎、甗、斝、罐、瓮、盆、舟形器、盒、尊、豆、盂、钵、碗、杯和器盖等。以浅盘豆、蘑菇钮器盖、中口罐、甗、尊、三足罐、锥状足鼎、盒、曲腹盆、碗形豆等构成岳石文化陶器的基本组合。陶器中叠唇的数量较多；流行卷领作风，领沿一般较宽；子母口十分普遍；器物的转角比较圆钝，相当数量器物的底部周缘外凸。辽东半岛双砣子二期文化、小黑石砣子B类陶器、大嘴子中期陶器、大砣子第一期文化，从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器类、器形和器物组合上与岳石文化基本一致，故可认定辽东半岛上述四遗址当属岳石文化系统。从出土物的特征看，双砣子二期文化、小黑石砣子B类陶器、大嘴子中期陶器、大砣子第一期文化的时代与岳石文化第一、二期相当[23]，大体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一致。三、岳石文化北向发展的背景探析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大海，南达江淮，西至鲁西南和豫东，北至冀东和辽东半岛南端。关于其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中商早期[24]。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支青铜时代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晋南和河南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黄河以北的豫北和冀中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先商文化分布区；燕山南北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这就反映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基本态势。图四 辽东半岛岳石文化遗址部分遗物1. 双砣子H5∶5鼎 2. 双砣子T11③∶61甗 3. 大砣子H2∶2器盖 4. 小黑石砣子采∶64器盖 5. 大砣子T11③∶60罐 6. 大嘴子96T2④∶5罐 7. 双砣子T2∶72罐 8. 大砣子T11③∶62尊 9小黑石砣子采∶62尊 10. 大砣子G3③∶14豆 11. 小黑石砣子采∶63豆 12. 小黑石砣子采∶71盂 13. 大砣子H2∶3盂 14. 小黑石砣子采∶61盂在这几支考古学文化当中，二里头文化是当时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总起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开封杞县境[25]内与商、夷文化相接，北面沿黄河一线到达武陟、沁阳一线的沁水沿岸[26]与先商文化隔河而望，再西则大致沿晋中南的襄汾[27]—长治[28]一线与晋中的光社文化[29]相接；西接华山[30]；南至豫西南的南阳盆地[31]，东南至豫东南的驻马店、周口一带[32]。在豫东地区，杞县境内的二里头文化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止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也就是说，从岳石文化开始，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交汇于杞县一带直至夏亡。从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文化包括青铜器、玉器、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等内涵，以及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深远影响，均可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强势。文献记载也可证二里头文化的强势。《后汉书·东夷列传》：“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古本《竹书纪年》即有少康以后夏、夷关系的不少记录，夏王对东方夷族或“征”、或“命”，而东方夷族对夏则或“来宾”、“来御”、或“入舞”。汉刘向《说苑·权谋》说桀有九夷之师，此九夷之师当是东方夷族对夏王朝臣服及东夷诸族对夏王朝具有勤王的兵役义务的反映。果如此，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是强势的，而岳石文化则相对弱势。故岳石文化没有实力在西部向二里头文化分布区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靠大海的岳石文化只能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在岳石文化北向扩展的过程中，仍旧沿龙山文化时期的扩展路线。在渤海西岸，岳石文化沿海岸线从鲁西北向冀东方向进发，在岳石文化二、三期之际，到达容城一带，白龙遗址即是其反映。接着，岳石文化继续北上，在岳石文化第三期到达唐山一带，大城山遗址是其反映。白龙遗址岳石文化陶器泥质陶多于夹砂陶，陶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绳纹陶，器类以甗、盆、罐、浅盘豆多见等特征，正与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一致[33]。大城山遗址岳石文化陶器泥质陶也多于夹砂陶，纹饰以素面磨光为主，还见有绳纹、弦纹、堆纹、泥饼及凸棱等，器类包括子母口罐、绳纹盆、素面罐、盂、甗和器盖等，这些特征和器类也合于王推官类型，而与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则完全不同。故大城山遗址当是岳石文化沿渤海西岸北进形成，而非由鲁北和胶东半岛直接渡海进入冀东地区形成的[34]。岳石文化之所以沿渤海西岸北向冀东，而没有深入冀中南腹地，根本原因在于豫北和冀中南这一区域主要是先商文化分布区。先商文化从上甲微之时开始大力向外扩展，大致相当于岳石文化一、二期之际，与岳石文化在豫东北的濮阳一带相遇[35]。这是两支均处于扩张中的族群，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两个族群终夏一代并未发生冲突，而是各自发展，相互交好。在这种情况下，岳石文化避开豫北、冀中南的先商文化，而沿渤海西岸北上，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遇于津、唐一带。由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同时期较为发达的一支青铜文化，所以岳石文化也无力再向北扩展，而止于唐山一带。与此同时，岳石文化在胶东半岛则沿渤海海峡渡海北上，到达辽东半岛南端。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早在白石村期文化对应的小珠山一期文化即已发生，小珠山二期文化之时，来自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在辽东半岛日趋增强，在小珠山三期文化之时，终于使辽东半岛南端成为海岱龙山文化一个新的分布区[36]。岳石文化时期，仅是延续了龙山文化时期对辽东半岛南段的扩展政策，但岳石文化对辽东半岛的扩展，比起龙山文化时期则要弱得多，主要表现在岳石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较龙山文化时期要收缩很多，仅集中于现今的大连市区一带。说明此一时期东夷人的实力有所弱化。辽东半岛南端的岳石文化从陶器特征看无疑当与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37]相近。即便如此，岳石文化的北向扩展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不说所到之处，就是邻近的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均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存在。但岳石文化这种北向扩展的态势在二里头文化晚期便收缩了。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收缩始于仲丁征蓝夷的中商时期，但这种认识笔者认为有可商之处。据《国语·晋语一》史苏语：“昔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楚辞·天文》也载：“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汤何殛焉？”王逸注：“桀伐蒙山得妹喜。”《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昭公十一年还言“桀克有缗，以亡其国”，记载的当是夏末夏桀东征岳石文化东夷诸族之事。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夏桀东征东夷取得了胜利，但也因东征东夷而导致最终亡国。这是因为夏桀东征东夷损耗了国力，同时极大伤害了东夷诸族的感情，使得以商汤为领袖的先商部族与岳石文化的东夷诸族结成联盟，西向伐夏，一举伐灭夏桀，夏亡商立。以此度之，岳石文化的收缩当与夏末夏桀东征岳石文化的东夷诸族这一事件有极大关系。上述辽东半岛南端岳石文化存在时间在岳石文化一、二期之间，对应于二里头夏文化的二、三期；冀东容城、大城山岳石文化遗址，特别是时代略晚的大城山岳石文化遗址最晚与二里头夏文化晚期对应，说明岳石文化的收缩在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当与夏末夏桀东征东夷事件有关，而与中商时期的仲丁东征东夷事件无涉。[1] 薛春汀.7000年来渤海西岸、南岸海岸线变迁[J].地理科学，2009(2).[2] 徐其忠等.黄河三角洲岳石文化遗存及文化特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14～115.[3] 同[1]．[4] 保北考古队.河北省蓉城县白龙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春秋，1989(3).[5]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8(4).[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容城县午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C]∥考古学集刊(5)，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1～78.[7] 同[4]．[8]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9] 河南省博物院．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3(1)．[10] 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J].考古，1998(4)．[11]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9(3)．[12] 康捷．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J].考古，1960(6)．[13] a.唐云明．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几个问题[J].考古，1964(7).b.张锟．试析大城山遗址[J].文物春秋，2002(5)．[14] 同[12]．[15] 同[13].[16] a.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C]∥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b.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C]∥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c.赵辉．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地方类型[C]∥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7] 同[13]b．[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3-56．[19] 刘俊勇等．辽宁大连市郊区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1994(4)．[2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大连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6(2)．[21]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大连大砣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6(2)．[22]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43-446．[24] 同[23]：447．[25] 同[8]：256．[26] 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C]∥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大柴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7(7)．[28] 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山西长治小神遗址[J].考古，1988(7).b.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J].考古学报，1996(1)．[29]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C]∥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72．[30] 关中东部的二里头时期文化，资料较为薄弱，从公布的资料看，陶器可见的器类有罐、尊、鬲、盆、觚、杯等，而尤以带单耳或双耳的罐数量为多，二里头文化的常见器如鼎、深腹罐、捏口罐、刻槽盆、盉、爵、三足盘、豆等不见或罕见于此。与二里头文化有联系的因素主要是一种单耳罐和高领陶鬲，以及花边圆腹罐等。除这几类器物外，已见不到更多与二里头文化相联系的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关中东部的所谓二里头文化非典型二里头文化，只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一支地方性考古学文化．[31]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冈[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64-306. b.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穰东遗址的发掘[J].华夏考古，1999(2). c.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J].考古，1999(12)．[32] 在豫东南的驻马店、周口地区均发现有二里头文化遗址，如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市党楼遗址的发掘[J].考古，1996(5).驻马店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西平上坡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沈丘乳香台遗址的发掘[J].华夏考古，1990(4).等。[33] 栾丰实．岳石文化的分期和类型[C]∥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34] 同[13]b．[35]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J].文物，1982(7)．[36] 同[33].[37] 同[33].

文章来源：《环渤海经济瞭望》 网址: http://www.hbhjjw.cn/qikandaodu/2020/0529/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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